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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陈锡文目前的城镇化路径难以持续

发布时间:2020-10-17 01:13:52 阅读: 来源:螺旋钢管厂家

陈锡文:目前的城镇化路径难以持续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强调,推进城镇化,最核心、最紧要的是要着力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和方式是难以持续的。”3月25日,在上海举行的“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作出上述表述。  陈锡文解释,中国如此快的城镇化率,是建立在几个低成本的因素上,包括土地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低成本、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欠账、相当一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障残缺不全,以及公共服务能力明显低于城市的扩张(速度)等。  这一论点与部分学者关于“城市化与市民化不协调”的担忧不谋而合。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所所长李实昨日对早报记者表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城市化与市民化的不协调,“很多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并不能享受到市民的待遇,这是一种社会不公平。”  “低成本”的城镇化  对城镇化的研判本身,已成为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  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亿,乡村人口6.5亿,城镇人口占比首次过半,达到51.27%。  不过,陈锡文指出,根据其去年年底在北京参加的一个会议,现有的农业户籍人口为9亿3500万,因此51.3%比例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要砍掉1/3,也就是在目前的城镇人口里面,至少有1/3的人还有一个成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在25日的论坛上,陈锡文发表了题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促进中国城镇化,更好地实现可持续性》的发言。  “主观上,把它(城镇化)定位于低成本的强行推进,这和近些年来城镇化增长有很大关系。”陈锡文在发言中提出,中国当下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和方式难以持续。除了低成本的因素难以为继,陈锡文还提出,以往的城镇化过程明显地表现出集约性不够,单位面积产出和发达国家相比有非常大的差距;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在不断减弱。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对此亦有同感。  杨伟民说,城市化率提高,相应的,城市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会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杨伟民认为,要维持可持续发展水平,就必须要控制开发强度。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彭森昨日亦称,总的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相比,仍然明显滞后,不仅结构上低于多数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同时城镇化的质量也亟待提高。  还有农业凋敝的担忧。  “从去年的情况看,除极少数品种外,绝大多数农产品几乎样样正常。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这样一个极其难得的好年成之下,我们对于粮食、植物油、棉花、食糖和猪肉,这些最事关民生的大宗农产品,没有一样不需要进口。”陈锡文介绍,去年中国进口的粮食超过1200亿斤(含大豆),现在粮食的自给率总体水平不足90%。  农民融入城市的成本  “如果我们这样毫无节制地向农民索取,来堆砌一种对他们毫无好处的城镇化,以后城市出现困难的时候,农民很难来帮助你,而且最重要的是,连农民自己都很难维持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陈锡文不无担忧地说。  事实上,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融入城市的话题,并不新鲜。  李实直言,现在的城市化,“往往是一种低成本的城市化”。  “只把他们看成简单的劳动力,而不是市民,这不行。”李实说,首先要改变观念,农民到了城市以后,应该给予市民待遇,另外政策上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就要考虑怎么提供市民享受的基本权利,比如就业不应该受到歧视,工资应该同工同酬,应该覆盖社会保障。  “如果住在社区,就应该和社区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李实说。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还提到,城乡二元的制度改革,是能推进城市化的一个动力。除了制度动力以为,还要提高农民工在城市发展的能力,如人力资本的培训、稳定的就业、城市生活技能的培养,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同样重要,“以前我们重制度建设,却忽视了能力建设。”  任远指出,在未来二十年后,中国有可能进入快速城市化的过程。至于城市化的速度将和城市能提供的稳定的工作相关联。制度改革要避免城市化对社会体系的撕裂。现在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关头。  “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的家属,都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让他们能够进入城市和市民一样生活,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真要去解决,又谈何容易,方方面面需要有巨额的支出,包括农民工自身。”陈锡文进一步说。  “一定要避免农村凋敝”  在陈锡文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要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思维和全局性眼光;必须在体制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且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败和农民的被边缘化。  这一考量视角,与城乡统筹的着眼点颇为接近。  3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布的《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已经提出了完善统筹城乡的有关体制机制的要求。  彭森昨日说,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强调实现三个目标:第一,要城乡规划发展要求一体化,要城乡统筹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二,要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流通一体化。第三,要实现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最核心、最紧要的是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要着力完善城乡平等的要素交换关系,要通过新的制度设计,恢复农村生产要素和资源参与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彭森特别强调,“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推进征地制度的改革。”  彭森坦言,现实的征地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带来了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矛盾,以及对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不够,和建设用地粗放的问题。  “应该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有必要,我们也有条件,大幅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受益中的分配比例,必须以保护农民利益和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加快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彭森说。  在昨日的发言中,陈锡文同样提到了,土地制度特别是征地制度,“显然需要改革”。  陈锡文还提到,使人们追求GDP增长的财税制度,过于考察在任官员任期内业绩的考核制度等,都需要改革,“如果不进行改革,城镇化很难走上合乎国情、合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道路,因此它也就很难实现可持续。”  而对于农民融入城市的另一绊脚石——户籍制度,同样也已到改革关口。  “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镇居民,表面上是户籍问题,本质上还是要改革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保障、各项社会福利的制度。”彭森说,从近期看,要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扩展,从较长的时期看,则以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社会保障以及保障住房、就业服务等为重点,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统一和服务水平的基本均衡。  上海“先富先老”  可见的是,在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上,上海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昨日介绍,目前上海城镇人口已达户籍人口的85%以上。  伴随着上海高城镇化率的,还有老龄化水平。  据杨雄介绍,目前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630万,占户籍人口的21.6%,占常住人口的13.5%。预计到“十二五”末或者“十三五”末,2020年,上海老龄化的程度将远高于全国。  这也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所所长蔡昉评价为“先富先老”,相对于全国的“未富先老”而言。  在此前一天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海)研讨会”上,蔡昉说,上海率先在全国第一个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达到了人均GDP1.2万美元以上,按照世界银行现代的分类,他是进入了高收入行列,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当然,上海面临的挑战也不少。  杨雄称,在城镇化过程中,上海已经碰到了土地问题,“土地是上海最稀缺的资源,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到2020年我们建设用地的总规模是2981平方公里,发展空间有限。而上海耕地的后备资源严重不足,垦复整理的面积不是很大。”  而根据杨伟民计算,上海的开发强度已经很高,现在上海的开发强度已达到了36.5%,如果扣除崇明、长兴、横沙这三个岛,大概开发强度是50%,已经很高了。比较国际上大城市,比如伦敦是23.7%,东京的开发强度最高也只有29.4%。  还有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担忧。  “我们现在每年能源的消耗总量已经超过了1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大概50%左右,是5000万吨。上海能源供应总体上有保障,但需求的增长趋势还是严峻的。”杨雄进一步指出,国家要求上海到“十二五”末,能源消耗总量要控制在1.35亿吨,“难度非常大”。且不说,还有万元总值GDP能耗要下降18%的要求。  杨雄提出,上海要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道路。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努力营造开放、宽松、公平的创新、创业环境,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建立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的综合服务管理长效机制等。  蔡昉给出的建议与杨雄的表态颇为契合。  蔡昉认为,应该花更多精力在创造需求上,需求包括产业的聚集和人口的集居,上海是一个超大的城市,在这方面有优势;要研究和对接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的趋势,产业应该多样化,不能形成太单一的产业;上海应该是一个创意交流的地方,上海应该是一个高度动态,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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