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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区别周期性政策与结构性改革

发布时间:2021-01-21 15:01:20 阅读: 来源:螺旋钢管厂家

马骏:区别周期性政策与结构性改革

在当前经济减速的过程中,大家所提出的除了短期、逆周期的政策建议,还有许多调整结构、体制改革的建议,例如减少垄断、尽快落实36条、改善结构、刺激消费等等。许多有关结构性改革的建议也被冠以“保增长”的帽子,被认为既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增长,又能够改善经济结构和增长质量。  我认为,有必要将短期的、周期性的问题,与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之间的区别辨清。 由于问题的性质不同,解决这些问题所要求的政策工具也不同。我的基本结论是,周期性的经济下行主要靠适度逆周期的总量政策来对冲;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需要通过改革、纠正相对价格来解决。如果将周期性的问题(保增长)和结构性的问题(改革)纠缠在一起,每个建议听上去都能“既保增长,又改善结构”,就容易造成政策“撒胡椒面”,而难以有明显效果。  作为学者,我们有必要做理论思考,提供分析框架,辨清周期性政策和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工具、效果之间的差异,量化各项政策的效果。  当前经济下行主要是周期性的  当前,关于经济下行的争论中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这轮经济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其中影响最大的结构性因素是人口红利消失,引起出口竞争力下降,使经济增长潜力下了一个台阶。而且人口红利消失的影响可以长达几十年,因此这轮减速后经济很难反弹,经济增长将是L形。对此,不应该推出刺激政策,因为不仅无效,还会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另一派观点认为,此轮经济下行主要是周期性的,目前的增长低于潜力,今后会有反弹。因此政府就有必要稍微帮一把,这样可以避免在低谷持续过长的时间,从而导致企业利润长期低迷、失业和社会不稳定。  我的观点是,最近一年来的经济下行主要是周期性的。最近一年来的中国的出口减速与韩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出口减速几乎完全同步,这表明至少最近的出口减速主要不是中国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的因素导致的。尽管我完全认同人口红利因素将是中国今后十几二十年经济减速的重要(甚至主要)原因,但用人口红利这个慢变量来解释过去一年的经济大幅减速就十分牵强了。  这轮经济下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宏观政策的结果。观察2009-2012年新增中长期贷款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到,2009年这一比例平均是1.5%,现在则是0.5%,只有两年前高峰的三分之一。这是政策主动所为。2009年大规模经济刺激后,出现明显的通胀和资产泡沫,政府必然要紧缩货币和贷款。反通胀政策导致的经济下行自然也是周期性的。另外,政府主动对基础设施投资调控导致的经济减速也与人口红利没有什么关系。从投资角度来看,这一轮的经济下行其实是上一轮经济周期性上行的后遗症。  也有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减速的过程中,所以我们除了国内的人口红利问题之外,还面临着最终出口需求长期减速的问题。这个观点也值得商榷。即使欧美日的增长潜力从2%下降到1%,根据历史的相关性,其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影响也只有5%-7%。但实际上,我们的出口同比增速从两年前的高点到目前已经下降了30多个百分点。显然,影响短期经济波动的更主要因素是周期性因素。  求解周期性政策的“最优刺激力度”  如果我们同意目前经济下行的原因中相当重要的部分是周期性的,就有必要讨论周期性政策,或“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最优力度问题。泛泛的说,周期性政策的目标是熨平周期性波动,但如何将此目标翻译为“最优刺激力度”?到底应该用什么理论框架来分析?我认为求解“最优刺激力度”的  理论框架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六点:  首先,决策者追求的“业绩”是短期还是长期。如果决策者只是追求当年的业绩,他会倾向于较大的短期刺激力度,比如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在数月里就会见效。如果目标是几年的经济平稳,那么最优的短期刺激力度未必很大,但却会维持较长的时间。  其次,目标本身是就业还是增长。如果目标是保证就业稳定,所采用的政策力度和工具组合与保GDP增长就不完全一样。  其三,对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如果目前的经济增长明显低于潜力,就可能导致较大和较长期的失业压力,逆周期调控的力度就要大一些。如果我们连现在离增长潜力有多远都不清楚,就容易做出错误决策。  其四,市场出清能力。这让我们回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争论。两者的主要差别就是对市场出清能力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是,工资非常有弹性,因此在需求突然下降的情况下,工资的下降会刺激对劳动力的需求,经济很快会自动恢复充分就业,因此政策刺激是没有必要的。而凯恩斯主义则认为,工资有很大的黏性,难以自动调整,尤其是往下调整,因此失业将长期存在。为了避免失业问题的长期化,政府应该提供刺激。市场出清能力的假设是否成立,需要区分情况。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主导的产业,市场出清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出清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认为市场有完全的出清能力,或坚持市场完全没有出清能力,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其五,被调控变量对政策工具的敏感性。这主要是指GDP、就业对政策工具的敏感性。这些敏感性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现在M2和GDP、CPI等的相关性已经开始弱化。因此有必要搞清楚,在目前这个时点货币和贷款的扩张到底能对经济和通胀产生多大的影响。  其六,对经济刺激的成本估算。政策刺激在中长期会产生负面的后果。往往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几年之后,由于以前的投资开始集中形成产能,会导致新的产能过剩。需要研究一轮刺激对今后几年供求平衡的影响。  上述六点是我认为应该研究,但还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这些既是理论问题,又更多是实证研究的课题。当然,这些问题有许多是“永恒”的问题,不可能有彻底的共识。但将这些问题列出来,对宏观研究和决策者整理思路应该是有益的。  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增长可持续性  最近讨论中出现的一个话题是,如何用改革来保增长。一些人认为,由于各种因素,中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经济增长可能长期低迷。因此,应该通过改革来维持经济增长,甚至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  我认同,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减少对非公企业的歧视性进入障碍,将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的效率,可能会提升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但同时我认为,改革的更重要目标应该是通过减少结构性扭曲和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不仅仅是速度),避免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如果过分强调改革对提升短期增长率的好处,反而可能出现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果认为“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就要改革”,这个结论可能被周期性因素的快速变化而动摇。假如在三五个季度后GDP增长又回到8%-9%,既然经济增长的目的达到,是否就丧失了改革的必要性?  其次,如果过度强调以“保增长”为目标来选择改革内容,就可能继续强化原有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高投资、高杠杆、高污染的发展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可以通过透支未来增长潜力而提升短期增长的。  最后,如果以保增长为目标来选择改革内容,许多可能在短期内会抑制增长速度但对改善结构和收入分配有益的改革就会被搁置。如果对收入分配进行大力度的改革,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会有负面影响,富人的投资意愿会下降,将导致一定程度的经济下行压力,但有助提高社会的稳定性。某些结构性改革政策短期内可能还会抑制相关行业的增长,比如提高资源税,理顺资源价格,自然就会抑制高耗能、高资源行业的增长,对当前GDP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改革的目标应该是纠正经济失衡和收入分配恶化、避免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要应对短期的周期性经济下行,更多精力应该放在如何设计“逆周期”总量政策方面,其效果应该是改变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不平衡,表现为总的价格水平变化。结构性改革的工具主要应该用来改变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比如说,要改革成品油、水、电、天然气的价格形成机制,扭转资源价格长期过低的居民和由此导致的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另外,要放开对各种利率的管制,增加汇率弹性。只有把价格理顺,让市场来主导资源的配置,才会减少结构性扭曲,最终降低中长期风险。  除此之外,还要通过财政支出的改革,降低某些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卫生和社保)等的实际价格。还应通过税收改革,提高资源的相对价格和某项行业的利润率,改善收入分配。这些财税改革,既能通过改变相对价格来减少对经济的扭曲,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收入分配的恶化。  周期性与结构性政策的区别  总结而言,周期性与结构性政策的区别有以下三个方面:  从目标来讲,周期性政策的目标应该是熨平过度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而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消除扭曲、恢复结构平衡,避免由于扭曲和不公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危机。  从工具来讲,周期性政策应该主要是调节总量,但我们现在过多使用行业性、结构性的政策来调节经济的周期。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工具应该是改变要素的相对价格信号,这些工具包括价格市场化、税收、财政支出和反垄断等。  最后是对两类政策的效果评估。周期性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一是宏观预测能力,如果缺乏前瞻性,时滞会导致政策效果减弱,甚至出现反效果;二是执行力;三是宏观政策的传导机制,即政策推出后到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多大。对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效果,我认为要做更多的定量分析,尤其是对增长的影响、对结构的影响(包括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比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在分析工具方面,我建议大家关注CGE模型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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