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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英改革发改委迫在眉睫

发布时间:2021-01-25 10:19:54 阅读: 来源:螺旋钢管厂家

杨国英:改革“发改委”迫在眉睫

在呼吁中国须加大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里,许小年可能是最为“激进”的一个—在3月25日召开的首届岭南论坛的圆桌论坛上,许小年剑指发改委,认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  针对发改委的批判,在推崇市场化的经济学家里已屡见不鲜,在去年9月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张维迎即指出“自从成立发改委后,中国改革的步伐就大幅放缓”。而此番许小年的“解散发改委”言论,其字面逻辑则显得更为彻底一些。  不可否认,自2003年5月发改委成立以来,其对宏观经济的统筹、区域经济的平衡,以及产业分布的调整上功不可没。而其在快速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是一度让包括非洲等落后国家、甚至欧美在内的市场化国家奉为榜样。  但是,在承认发改委部分功绩的同时,我们不宜“一白遮百丑”,从而忽视其巨大的负作用。发改委的负作用,最为核心之处即是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不仅主导物价调整、项目投资、产业补贴、企业债发行的审批,而且还参与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并且直接管理国家粮食局和国家能源局。  发改委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全面渗透,以致其一直被戏称为“小国务院”。而其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已造成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还大幅增加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更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以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为例,物价调整本应商务部最具发言权,企业债发行证监会应更具专业性;再以加大经济运行成本为例,当下项目投资走完全部审批流程,最快也要10个月时间;最后再以违背市场经济属性为例,由发改委主导包罗万象的物价审批,尤其是事关食品、消费品等价格的审批,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充分竞争,而且还使近两年的通胀治理已然进入“治乱循环”的轨道。  从市场主体的事实层面看,正是因为发改委具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且在资源配置的实施中过于向国企倾斜,从而导致当下“国进民退”的日渐严重,而以民资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体,自去年以来“倒闭潮”更是频频发生。  从宏观经济的现实趋势看,发改委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主导部门,在其快速应急取得短期巨大成效之后,不仅使当下地方债务(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高达近20万亿元,而且近年来,我国的通胀水平亦高企在5%上下。  之于发改委经济运行层面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资源配置对国企的明显倾斜,其实质呈现的更多是“计划”的影子,而非真正彰显“改革”的功能。当然,如果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全称进行字面解构,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对市场化改革的事实阻碍,可能在其10年前成立之日起即已注定—通过“发展”在前、“改革”在后的全称解构,不难看出当初成立时“改革”为“发展”服务的逻辑设定,亦即是说,只要“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得到实现,“改革”可以相对忽视、乃至阶段性反向行之。  但是,缺乏真正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能够长久存在吗?依赖行政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能够不带来隐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之于当下而言,我国经济增长不仅已趋下行通道、出口顺差更是4年来降幅最大高达47.5%,而且已经形成地方债务、银行潜在坏账率、通胀水平的“三高”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在行政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下,市场自发主体的创新活力已经持续萎缩。此外,过于违背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干预,亦已严重弱化发改委之于宏观调控的核心职能,比如,近年来,其调控通胀,物价却屡屡攀升,其调控房价,房价却企高难降,其调整产业结构,真实成效却微乎其微。  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亟须改变,在其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的同时,应彻底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权力交叉,应逐渐向具体职能部门过渡,其与微观经济牵涉的具体事务,应尽快纵向转移至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转移给市场中介组织具体操作。  而如果深究发改委名称的设立逻辑,则有必要将“发展改革委员会”变为“改革发展委员会”(即“改发委”),甚至可以直接改为“国家改革委员会”(“国改委”),从而从根本上明确“改革”之于发展的结构性、且现阶段无法回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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